实际上我跟我爸的互相交往互相交流是非常非常少的，我们兄妹基本都是跟外婆长大的。为什么我跟爸妈交流的少呢？说句笑话，因为我大哥是个男孩，当有二哥的时候就特别希望是个女孩，但又是个男孩。我快出生的时候，我爸在太原前线作战，我妈妈在石家庄，这是我们人民解放军用攻坚打下来的第一座坚固设防的城市。我妈妈当时是在晋察冀贸易公司工作，恰巧公司总经理是延安时期的老朋友栗战书主任的叔爷爷栗再温。栗再温最后是山东省的副省长，1966年文化大革命， 9月因提出保护国家文物的意见，被红卫兵批斗。我估计是为了保护孔庙，砸烂孔庙孔府孔林的是北京师范大学谭厚兰为司令的红卫兵。11月，被非法关押，曾愤语“宁可枝头抱香死，何曾吹落北风中……”1967年2月受尽迫害含恨去世，时年59岁。

我出生的时候，我爸在前线电话里就问，男孩女孩啊，我妈说，是男孩。我爸大失所望就说，行了知道了，我忙，这次我就不回去看了。所以我自打出生就跟他没有什么交往，他忙他的工作。我妈当时在北京国棉一厂，在现在的东四环路十里堡青年路一带，现在开车觉得很近，可是当时要从灯市口家里走两站地到沙滩，乘坐12路无轨电车到红庙再换乘郊区公交车，很远，一个星期才回家一次。我就只能在托儿所一直上全托、小学高中都住校，1966年6月，刚上完高中一年级的课程，就不得不参加文革了，1969年2月在文革中就参加工作了，分配在北京市政二公司当“壮工”修马路。

听这工种名就够吓人的吧，就是卖力气的，因为当时国家生产力落后，没有什么施工机械，全凭人力。当年我们的定量是一个月49斤粮食，绝对是重体力劳动。其实我后来才体会到工宣队的师傅对我是非常好的，当时我们学校高一留在北京分配工作的地方有我们北京市政二公司、房修一公司、木城涧煤矿、窦店砖瓦厂和清河毛纺厂。听同学们讲，窦店砖瓦厂原来是劳改犯工厂，职工一个月的定量是79斤粮食，那就得是重重体力劳动了。新修马路一般都是在没有人，没有马路比较偏远的地方。我们第一次参加工作的地方现在叫燕山石化，我们那会叫东方红炼油厂，当时周边所有的名字都特别响亮，一起的还有曙光化工厂向阳化工厂等等，我们在周口店，就在北京猿人附近，离家非常远，两个礼拜才能坐运石料运渣土的大卡车回家一次。

真正跟我爸有所接触交往比较多的时候，恰恰是在文革当中他被打倒的时期。可以这么说，第一次初步认识他是在1966年的9月30号，那是我终身不忘的日子。1966年6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文章，学校开始停课闹革命。6月10号左右，受当时在北京主持工作的刘少奇，邓小平的指示，共青团系统的工作组，进入到北京市各个中学，指导中学的文化大革命。

1966年7月29日在人民大会堂召开“北京市学习毛泽东思想积极分子大会”，下午三点开会，主席台上从左起依次坐着李雪峰、邓小平、周恩来、刘少奇。李雪峰主持会议，发言次序是邓、周、刘。刘少奇在会上讲：“你们问我: 文化大革命怎么搞？我也不知道。我们是老革命遇到了新问题……”最后主持人宣布会议结束。

哪知话音刚落，万人大礼堂里所有的灯光突然全部点亮，主席台身后巨大的幕布徐徐拉开，后面整齐地站立着代表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中央文革的所有成员。文革积极分子们被眼前的突然一幕惊呆了，但是片刻间响起了雷鸣般的掌声。伴随着掌声，毛主席出人意料地出现了，旁若无人地从舞台一边走出，在舞台前来回走了几趟，向到会的文革积极分子们招手致敬，跟本就不理睬在主席台就坐的刘少奇等人。由于毛主席是刚刚横渡了长江，精神状态极好，高大魁梧、红光满面、神采奕奕……。

这下……中央文革一点不给面子，顺势拿下话语权宣布：毛主席从来就没有派出过一个工作组，工作组镇压学生包屁坏蛋，犯了方向性路线性的错误，即日起从各个学校如数全部撤出，镇压学生绝没有好下场云云。毛主席夫人文革旗手江青的火力更猛战斗力更强，歇斯底里的大叫：“革命不要保姆，工作组滚回去”。

各中学已经打倒了学校党委，现在又撤走了工作组，红卫兵造反派们可是不得了了，比照着毛主席《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无拘无束的到处批判打倒所谓的走资派、修正主义分子、地富反坏右分子，到处抄家造反破四旧毁坏文物，逐步演化成血腥的红8月。

到8月13号北京工人体育场开了一个10万人“声援外地造反派批斗小流氓的红卫兵大会”，当时北京中学工作组撤销后，整个形势就非常紧张了，开始出现炮打团中央的大字报。那天我也也骑着自行车，从清华大学一直骑到工人体育场去参加大会。大会前段是兰州大学造反派控诉省委书记裴孟飞、马继孔所谓镇压文革的“罪行”，批斗小流氓等等，最后一项是李富春讲话，李富春当时是中共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在党中央书记处是负责工青妇的书记，在大会上他说：“我代表党中央宣布，团中央书记处三胡一王，停职反醒”。三胡是指胡耀邦、胡克实、胡启立，一王是指王伟。

当时我脑袋嗡的一声，后面还讲什么，我也没听见了。宣布完后周边的小将们就拼命鼓掌，然后就散会了。散会的时候我们往外走，看到我们小学低我一个年级的一个同学，忘了叫什么名字，我问他，你是育英小学的吧？他说，对。我说，刚才李富春说什么来着，我没听清楚。他说，宣布团中央书记三胡一王停职反醒呀。看来这是真的了，千真万确不会有假了。我生怕会出什么事，就赶紧骑车往家赶。

那天是8月13号，是红八月，就是所谓的红色恐怖时期非常非常乱，无法无天没有抶序没有安全，北京师大女附中的党总支书记副校长卞仲耘，就是8月5日被红卫兵刚刚打死，北京市大兴县还发生了屠杀几百名地富子女的血腥暴行，……江青还传达了据说是毛主席的最高指示：“好人打坏人活该！好人打好人误会，坏人打好人光荣”。也就是说不管怎么打人都没有关系都有道理，好担心呀。我记得到家就七点了，天都快黑了，我急急忙忙还没有到他房间，就看到有很多不认识的年轻人，我爸也在里面，从走廊里急急忙忙的往外走，我赶紧追上去说爸爸，爸爸你吃饭了没有？他也没有理我好像根本我就不存在，直直地默默从我身边走过去，周围的一大群人也没有一个答话，太吓人了。怎么搞的，难道我这是在梦境中吗？

从那以后他就再也没回来，实际上是被关押起来了。那是1966年8月13号的晚上，他被关到团中央办公楼4楼，团中央书记处张超书记的办公室，张超书记在1968年伟大领袖宣布“群众专政”的日子里，造反派逼迫他揭发耀邦书记被凭空捏造的“罪行”，他血气方刚怒不可遏，痛斥造反派的无耻谎言，最后悲壮自尽，以自己45岁的年轻生命，保护自己的同志，捍卫实事求是的信念，抗议黑白颠倒血腥无耻的文革。在被称作右倾翻案风的1975年7月，耀邦书记对我的好朋友张叔叔的儿子张陆平说；“张超同志在任何情况下，都没有乱说话，是一个非常正直的人”。（办公楼是用全国几千万共青团员们的团费建立起来的，文革当中被北京卫戍区所占据至今，理由是那里离天安门近，便于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我看到要耀邦书记的时候，实际上是被造反派革命小将们押走的历史现场。

从那以后就没有了消息，他已经被停职反省，从各方面陆续听到消息，我也到团中央机关看他被批斗、殴打、侮辱、示众，我心里在流血，所有大家能想到的殴打侮辱都在他身上实行了。那些日子，办公楼后面的空地上，每天每时都挤满了从全国各地来的红卫兵和造反派，所有人怀着各种各样复杂的心情参加和围观批斗现场，其中也有很多人，像鲁迅先生笔下的阿Q围观清政府杀害革命者那样幸灾乐祸，暴行给他们带来莫名的兴奋和快感。

八一八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第1次接见百万红卫兵，看押他们的红卫兵认为都是因为这些走资派，错过了接受伟大领袖他们的红司令的神圣检阅，于是把一腔的邪火都发泄在他们身上，红卫兵们拿着军用皮带和能够找得到的凶器，像法西斯强盗般疯狂地殴打这些曾经在战场上叱咤风云，而现在没有任何反抗能力的人。

他很早就一直需要安眠药需要香烟，团中央每次都会通知家里准备好我们给他送过去。我记得当时一直都是在北京医院拿药，一种是速可眠，一种是巴比妥。在医院里医生司药每次看到处方上他的名字就喊：胡同志来了没有？胡同志……“来了，来了”，我三步并作两步跑到窗口，司药看看处方，又看看我问：你是来给胡同志来拿药的吗？我使劲点点头说：是的，我是他的儿子。司药双眼充满柔情和怜悯，脸上却不动声色，一本正经地说：拿好药，回去好好照顾病人身体，按剂量按时服药，听懂了没有？我怎么能听不懂呢？我忍住泪水，只感觉一股暖流往上涌，他们始终不说出他的名字。我好感动，我再笨也能感受到医生司药们的良苦用心，享受着他们这片刻的宝贵的善良，同情和关爱、机智和无奈。即使在一片肃杀的疯狂恐怖的红8月，人间还是有真情在，他（她）们鼓舞着我勇敢地面对文革中绝望的惨淡人生，我永远感谢并永远不会忘记这些善良的不知姓名的好人。

文革前他一直是抽中华牌香烟，小学时我就经常带同学在他房间的纸篓里捡他抽过的香烟盒，叠三角摔三角拍三角。他被关起来以后的某一天，被红卫兵的野蛮私刑打坏了身体，被团中央筹委会的好心人送到北京医院。他病房的对门就住着当时农业部部长廖鲁言，他们都很熟。因为这一切来的太突然，仓促中就没有带烟，他忍着伤痛走到廖鲁言病房说：廖部长，有烟吗？请给我几支。廖鲁言部长默默地看着他，一句话也没说，从抽屉里拿出一包大中华，塞到他手中。

几天后他又回到团中央机关继续接受批斗，就交代我以后不要再买大中华，要买大前门香烟了。一开始是带锡纸的3毛1一包的精装版，后来就要我买不带锡纸的2毛9一包的简装版，最后就改成抽两毛一一包的恒大牌香烟了。

9月30号上午，团中央革委会筹备小组又打来电话，说你们谁在家呀？我说，我在，他说你来接你爸回去吧。我说，太好了，是要放人了吗？他说，不是放人，因为马上到十一了，我们革命造反派也要放假休息呀，没人管走资派了，你接他回去吧，在家里待三天再送回来。

然后我就骑上自行车，在团中央门口看见他一个人走出来，快两个月了，我一看到他单薄瘦弱的身影，眼泪就止不住地往外涌，他走到跟前严厉地说：哭什么？这么没出息。我说：我也不知道，我也不想哭，可是……反正……语无伦次，索性干脆让眼泪流个够吧。然后就要了一辆人力三轮车接他回家，当时车费我记得是两毛五分钱。因为他的工作用车被造反派占用了，他的车是苏联产灰色的吉姆牌轿车，三排座，听说当时全北京就这一辆灰色的，而且还是苏联列宁共青团第一书记谢列平送给他的。到了家里我给他做了我有生以来第一顿中午饭。因为我一直住校吃食堂，也不会做饭。家里原来一直是我外婆操持家务，有炊事员还有我奶奶。

后来我才知道我外公原来在李宗仁第五战区任国军的旅参谋长，打完台儿庄战役在撤退中失踪了。2015年去台湾旅游，我还去忠烈祠去找，看看有没有我外公的名字，结果也没找到。我问讲解员，他们说当时打完台儿庄很仓促，消灭鬼子后敌人很快又围了上来，部队立即突围，建制也乱了，在撤退时失踪是很常见的。为了阻止日军的进攻和围歼，所以才有了蒋介石命令在郑州花园口炸开黄河大堤的惨剧。后来学历史的大哥讲，过去有文化的人除了姓名之外，还有表字，还有号，也许忠烈祠里有他的排位，但是我们不知道。

由于我外婆就被认为是国军军官的家属了，在红八月时造反派要求给遣送回原籍安徽宿县。当时送外婆上火车的是我大哥，外婆是基督徒，上过私塾识文断字知书达理，反过头来还安慰大哥说，过去我们老高家确实是地主，后来家道中落，流落到符离集，就是出烧鸡的地方，解放后成分是城市贫民，我会开证明回来的，你们都不要怕。外婆收拾行李的时候，各个一定要带一床被子走，大哥非常不理解，外婆说我要在被子里藏一些钱，缝起来。其实我们家一直都是月光族，妈妈在北京黑市委纺织局，更早被关押，在各个工厂被批斗。当时家里只有爸爸被关押时没有月光，被扣发的两个月的工资400块钱是家里的全部家当。大哥说外婆你年龄大了，再说现在的造反派无法无天，你藏到哪里都没用呀，于是作罢。在火车上，外婆的对面是一位解放军，看着大哥不放心的样子就说：你放心下车吧，一路上我会照顾老人家的。在符离集家乡的父老乡亲和干部，当时还是很有良心实事求是的，很快开好了证明，是城市贫民，大概一个月左右外婆回来了，信心满满地把证明交到了街道委员会，终于暂时安全了。

家里都没人了，炊事员工作人员也都撤了，只有我70多岁的老奶奶受到惊吓躺在床上，说厨房里还有些挂面，你下给你爸吃吧。这可难为死我了，我什么时候做过饭呀？我哪里会做呀？可是不做又怎么办呢？这是我平生第一次做饭，第一次做饭就是给耀邦书记做的。我当时不知道该怎么做，也没有人可以问，就想着别人是怎么做的，要烧开水，要把挂面放到水里，切了点菜叶，还打了两个鸡蛋。当时我也不知道应该是先烧开了水再下面条，结果加满凉水后就下挂面了，鸡蛋也打进去，然后就盖上锅盖闷起来，等了半天水也不开，等开了锅一看，咦，鸡蛋怎么没有了，后来知道是散了，反正是乱七八糟的一锅，就跟我爸一起吃。我问他，还可以吗爸，他说，不错，挺好吃的。（后来我估计可能是大家都饿了，也可能是鼓励我）这是我这辈子平生第一次做饭，做的是看不见鸡蛋的鸡蛋菠菜面条。

吃完饭，没有别人我就陪他说话，那是我第一次正八经地单独跟他聊天。我刚坐下爸就指着我说，要不是担心你们这几个孩子，要不是为了这个家，我早就豁出去了，一定要到毛主席那里去问问他老人家，为什么文化大革命要这么搞？这么野蛮，为什么要搞人身侮辱？为什么要任由红卫兵任意动用私刑？我说，爸，你吃了很多苦受了很多委屈，我们都知道甚至我都看到了，可是你应该“正确对待”啊（这是那会的报纸语言）。他说，这么对待干部，这么对待人，这么无休止的殴打、羞辱，用各种变着法儿的刑罚折磨人是不对的。我说，爸你可别这么说，毛主席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里说，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革命就是要把土豪劣绅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让他永世不得翻身，而且就是要给他们戴高帽子来游街。那都是毛主席讲的，都是革命行动呀。他听后说，你知道毛主席还讲过什么吗？我说，那讲的可就多了，我哪知道你想要我说什么呀？他说，“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你知不知道？我说，那我当然知道了。他说，“三大纪律八项注意”里面最后一条是什么？一下子我还真说不出来，我就在心里默默的唱到最后，说第八不许虐待俘虏兵呀，不许打骂，不许搜腰包。他说，对呀，可是为什么不许虐待俘虏兵呢？还不许打骂不许搜腰包呢？我说，那我哪里知道呀，反正就是这么规定的。他说，我们原来跟敌人打仗时候，对方拿着枪就是我们的敌人，但是当对方投降了放下武器了，原来的敌人这时就是俘虏，就不是敌人了，他前面的那个定语“敌”字就没有了，他就只是一个“人”。对于任何一个人，我们都要尊重他做人的最基本的权利，要尊重每一个人最基本的尊严。中国古代不是也讲“士可杀不可辱”嘛？我们优待俘虏是表现出我们共产党人更高的胸怀。“可是，那也不管是什么阶级吗？”他坚定的对我说“对！不管他是什么阶级，都要作为人来对待。”我那会还不满十八周岁，我们当时所受到的教育就是：对待敌人就是要狠要仇恨。那是我第一次听到不同的声音，甚至公然跟“湖南农民运动考查报告”都不同，感到非常震撼。

后来我就听见有人按大门铃，我就跑出去，那会其实大门都是打开的，因为那会武斗、抄家、批斗都是常态，人命也不值钱，说打死就打死了。我一看进来四个老高老高的解放军，把我吓一跳，我问你们来干嘛的？我以为又来抄家了。他们问，这是胡书记家吗？一句胡书记就让我直到今天还感觉心里特别温暖，因为那会造反派的脾气没有人这么尊重你，况且还是被红卫兵造反派封为了走资派，都应该是横眉立目，打打杀杀的。我说，是，你们找谁啊。他说，我们来看看胡书记。我觉得特别和蔼，就带他们进去了。

我说，爸有人来看你了，不是来批斗的。他们依次握手说，胡书记您好。我爸疑惑地说，你们是哪里的。这四个解放军说，我们都是军队院校的，现在十一放假，我们特别不放心，特意来看看你。因为当时没有人说这么温暖的话，当时我爸也特感动，他就问，你们都是谁啊。为首的大个子说，我叫秦铁，我是秦邦宪的儿子。“哦”第二个说：我叫袁勃信是海军袁也烈的儿子，“噢，大革命时期的老资格哟。”第三个是我们当时国家体委副主任黄忠的儿子黄安生，“好啊，我们是邻居呀”都是革命的后代战友的儿子，所以气氛就轻松多了。到了最后一个我爸就问你是谁呀？他说我父亲没有什么名气，你一定不知道的。我爸说：那可不一定，你说说看嘛，他说我叫杨晓明，我父亲叫杨春茂。我爸就说：哎，杨春茂我怎么会不知道呢？然后用食指着自己的鼻子，开心神秘而调皮地说：你知道我是干什么的？我是专做审查工作的，你爸爸是七大代表对不对？七大的每一位代表，都是我们代表资格审查小组审查通过的，我怎么会不知道呢？于是大家都哈哈大笑起来。（后来我知道杨春茂在燕山石化当过老总。）

我爸说，你们父亲我都认识，而且关系都很好。因为他原来是咱们八路军总政治部的组织部长，而且记忆力超强，过目不忘，他熟悉每一个干部，所有干部的情况他都烂熟于心。后来我想兴许这也是他后来做了总书记，配备干部得心应手的原因吧。难得大家的好心情，于是就看他们天南海北的聊，聊完了，我就送他们出门。

回来后，看到爸爸还沉浸在多少天都没有的轻松愉快的谈话气氛中，就焦急地说，糟了，糟了爸，这个秦邦宪不是博古吗？我爸笑着说，哦，你还知道博古就是秦邦宪。我说，我当然知道了，这些毛选里都有。我说：爸，这王明博古不是都是坏人吗，咱们应该划清界限才对，你怎么还跟他们谈得这么好呢。我爸本来还挂着微笑脸，一下子就凝固了，拿着香烟的右手停在了半空中，好长时间沉默着。我还不知深浅地继续说，现在报纸文件，还有《毛选》里都说，王明博古都是坏蛋，他们反对毛主席，丢失了根据地，让革命受到了巨大损失........他默默地，但是异常严肃地听着我说，可能一直在想怎么回答我这个又懂又不懂的半吊子，既要让我知道真实的历史，又不能让我因言获罪陷于灭顶之灾。他知道，我们家这胡老三直性子嘴巴不严，肚子里存不住东西，老爱乱说，他眼睛看着远方，最后他一字一顿地说：你要记住，博古同志是我们党早期的高级领导人。我又一次被震撼了，怎么说的跟当时广播里、报纸上甚至跟毛选里都不一样啊，我还真不知道博古是高级领导人，我只知道他是坏蛋。因为博古，我们党我们中国革命受了多少损失，但是我爸却非常尊重他。从这以后我就特别注意我爸，注意他的观点，就不再人云亦云了，这是我第一次朦朦胧胧地认识了他。

因为在延安他一直是在八路军做组织工作的，所以在文革中，我看到找他做外调写证明的人非常多，甚至还有很多他不认识的人也来找他。他就非常和蔼地跟来人说，我不记得你呀。来人说：是的，我们没有单独见过，可是我听过你在抗大作报告，我就记得你。爸说：那你应该找你们学员队的领导，像队长呀，政委呀，给你写证明材料才对。来人说：战事紧张很多都不记得了，有的牺牲了，有的现在被关起来的，被打倒见不到的，在位的也有不肯管我们不愿意见我们的，没办法就只能找你了。于是他就和来访者一起回忆他所在单位的领导，并认真帮助联系，实在回忆不出来联系不上的，就亲自动手写道：在我担任什么什么干部负责的时候，没有审查出他有什么问题等等。这就避免了可能出现的冤假错案。这一时期我看到每隔一段时间在他的办公桌上，都堆积有二三十公分用复写纸写就的报告和证明材料，文革后听说一共有好几大纸箱子，说可能都在团中央档案馆或者是在中央档案馆，也可能几次搬家失散了，那就可惜了。

但是我也看到他对那些造反派要他写假材料假证明，要他造假做交易时，却是一点不客气一点不买账的，就像变了一个人似的，甚至跟造反派拍桌子瞪眼睛对骂。大概在1967年2月的某一天，突然来了一大帮带着红领章红帽徽的解放军冲进我们家，着实把我吓了一大跳，一个个膀大腰圆，横眉立目，他们毫无顾忌地破门而入，进了院子就旁若无人地大喊大叫：这是走资派黑帮分子胡耀邦的家吗？我赶紧跑出来才知道，那是北京军区体工大队的造反派，都是些踢足球打篮球的，他们也不系扣子披着军大衣，目中无人地横着就进来了。推门就厉声呵问耀邦书记：你老实交代，你跟贺龙是什么黑关系，他是怎么反对毛主席的？耀邦书记一开始还礼貌地让他们请坐喝水，请他们好好谈问题。结果这些解放军造反派大耍造反派脾气始终是大喊大叫，无理取闹，于是耀邦书记索性也不理睬他们了，并投以鄙视的目光。这下那些造反派们被激怒了，拍着桌子大喊道：贺龙是土匪，到今天你还敢包庇他。耀邦书记终于也按捺不住了，也一拍桌子大吼道：贺龙同志是共产党员，是共和国元帅。造反派们一怔，可能还从来没有见过走资派竟然还跟还敢跟他们拍桌子对骂，说，江青同志都说贺龙是土匪，是军阀，中央文革都给他定性了，你还胆敢说贺龙的好话，你就是十恶不赦的走资派。耀邦书记依然对他们的乱吼乱叫报以轻蔑的目光，这时一个造反派，抛出一个自认为是王炸的重磅炸弹，大喊：你别以为我们不知道，反革命分子杨勇是你表哥！他要配合贺龙搞二月兵变，你敢抵赖吗？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兼北京军区司令员的杨勇将军，在1月份就已经被中央文革无端打倒，按当时的风气，每个人都要划清界限，都要摘清与被打倒人的关系。

造反派等着耀邦书记回答，沉默了难熬的感觉却是漫长的几分钟后，耀邦书记平静地但是严肃地问，你们了解你们的司令员吗？你们了解贺龙元帅吗？杨勇司令员出生入死，负了多少伤你们知道吗？你们都认为杨司令不苟言笑样子很凶，那是因为他面部受了枪伤，不能像常人那样笑了，他昏迷了多少天你们知道吗？还给他们讲贺龙元帅对八一南昌起义对我们人民军队的巨大贡献，对革命战争的巨大贡献。

那些造反派从来就没有听说过我们人民军队如云将星的传奇经历，加上耀邦书记出众生动的演讲口才，造反派们听着听着就听入迷了，喊叫声也听不见了，等走的时候还一一握手，还说，耀邦同志，对不起啊，我们有空还来看你。等他们走了之后我才敢进去，他说，你都听到了。我说，我当然都听到了，你们吵得那么凶都把我吓坏了。他说，你没事就坐坐吧。我坐下后说，爸，你别跟这些造反派硬顶，他们可是什么坏事都干得出来的。现在满街的大字报大标语都是打倒贺龙的，都说贺龙是土匪。这种情况下，你就说他一句是土匪也没关系，我想没有人会计较的，那样你会少吃好多皮肉之苦呀。

他一番唇枪舌剑得胜之后，本来很放松地坐着，听罢登地一下就站起来说：你这么没有出息呀，我讲的每一句话都要经得起历史的考验。我说，现在谁还讲历史考验，谁还在乎你真话假话呢，还是先保住命要紧，好汉不吃眼前亏。大家都在那里打倒贺龙打倒刘少奇，你救不了他，谁都救不了他们，谁还管什么历史不历史的。他说，这个不行，只有实事求是才能最终在历史上站得住脚，我不能为了少挨打少受苦就胡说八道，让别人多少年后指着我的脊梁说我软骨头，我不能这样，我觉得我们党不会是这样的。写那些大字报是什么人，我不知道，但我相信我们党最终绝不会这样的，最终还是会实事求是的……多么纯真，多么真诚的老爸呀！

1989年4月22日，北京市民在长安街上送别胡耀邦。举着的黑板上写着：胡耀邦同志，我们永远怀念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