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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爸的清明,落花有泪因风雨

 

文|祝华新 

清明前夕,有一个执念缠绕我心头:如果时空穿越,我能请老爸吃顿饭、陪他聊聊天该多好。想想我小时候,那些艰难的岁月是如何打熬过来的,老爸生前从没有说过。他始终待人和蔼,从未见他发怒,没有打过、高声训过一次孩子。想想那些家庭生计捉襟见肘的日子,今天的我如果能给父母一点贴补该多好!如果能让当年的老爸愁眉稍展,也是儿子最大的快慰。梦到老爸傍晚忽然来北京,我想着赶紧用携程预订附近的五星级酒店,让老爸住在临街的大窗户前,享用巨大的浴缸,好生休息。于是,我骑着自行车,后座带老爸去呼家楼……这个梦到此为止。

    “哀哀父母,生我劬劳。”疫情阻隔,老妈还端坐在县城老家。父亲安葬的扬州小茅山公墓,今天阴天,气温回暖。父母是单位同事自由恋爱,成家后几十年以江都镇为轴心,在多个县镇供销社工作。基层商业供销社系统工资微薄,要养育三个孩子,奉养乡间的奶奶,尽管精打细算,大半辈子生活拮据。而老爸一辈子隐忍,委曲求全,内心的压力和苦楚几十年间独自咀嚼。

听姑妈说过,扬州刚解放时,老爸曾想当兵,自己跑去报名,穿着军装回来。爷爷奶奶小户人家没见过这架势,害怕唯一的儿子从军。孝顺的爸爸顺从了,从此选择了爷爷奶奶觉得比较安稳的职业会计度过一生。

小时候妈妈在上海住院,我生了肺炎。爸爸骑着自行车,奶奶在后座抱着我,从镇上赶到县城,医生疑为白喉而不敢收治,只得连夜赶往扬州住院。在医院,医生直摇头,最后说,就看这一针效果如何。一针打下去,我睁眼说:“奶奶我饿了。”一家人悬着的心才放下来。爸爸回乡卖掉老家的一张古式大床,换得 60 元给我治病,所幸钱快花完病也好了。

记得小时候,在乡镇供销社大院,爸爸每天起床很早,点煤炉做早饭。姐弟仨上学没有迟到过一天。在那个上海人发明“半两”粮票、陈锡联为辽宁人规定一个月三两油的年代,妈妈偏偏患上多食症,每个月爸爸都要到供销社粮站请求多买几斤大米。

“文革”期间,因为老妈和我多病,家庭负担重,父母累计从单位欠款800元,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是家里的一座大山。记得爸爸月薪 21 元,妈妈月薪 17 元,这意味着全家人需不吃不喝一年半多才能还清欠款。有一年春节, 我在老家得到长辈亲戚累计 8 元的压岁钱,全部交给了爸爸。长辈开玩笑说,过个年,帮你爸还了百分之一的欠债。

1976 年唐山地震后,苏北也有地震传言,一时间人心惶惶。传说地震常在深夜发生,于是父母与邻居商量,临时在供销社宿舍区院子里安家。父母搬出两张床,头顶罩上塑料布,我和父母睡一张大床,两个姐姐睡另一张床。搭好床偏偏来了暴雨,全家在户外雨幕中过夜。现在想起这个场景,不禁莞尔。是夜,我呼呼大睡,不知父母如何熬到天明。听邻里说起,父亲因私自搭建,受到单位领导批评,但父亲依然故我,以自己的方式呵护家人安全。传说地震后水和食品污染不能食用,父母在街上小饭店订做了很多烧饼,另加一坛清水,浅浅地埋入地下。等地震风波平息,把坛子从地下取出,水已变味,烧饼也发霉。全家人见了,哈哈大笑。

家里搬到县城后,两个姐姐先后结婚,我升学,都需要花钱。父母正筹款买电视机——江都镇上几乎成为家庭必备品,而且对于年事渐高的父母精神消遣来说实在太重要了。这时候我刚考上研究生,提出购置一台收录机学英语,于是,电视机计划立即被搁置了。到广州出差的二舅偏偏选中了袖珍日产立体声收录机,268 元,这对我们这个家庭来说简直是巨额支出了!然而父母还是毫不犹豫地回电表示同意,连二舅舅也说:“想不到你们这么快就回电了!”

那一年春夏之交,我给父母报告北京发生的一些事情。父母收到后很焦虑,老爸给我回信,以几十年风风雨雨的经验,痛切陈词:小心谨慎处事,否则“谁也救不了你”。我当即再致信父母:“让您们担心,我很难过。”6月初我匆匆回乡,几天后又匆匆回京,听二姐说,我出门后,老爸几乎瘫坐在椅子上,不能起身。

1991年回家养病近一年,从北京带回一个大药方,一副中药好几斤。每天煎药两次,为了能让我及时午休,爸爸午饭后立刻熬药,不顾药渣滚烫就用布裹着挤压出药汤。如此坚持了好几个月。后来又在江都当地求医,爸爸每次陪我去看老中医,父子一路无话,爸爸总是设法跟我聊天。有时北京单位来信,父母会仔细地观察我的情绪,晚上隔着门缝听见父母在猜测我单位这边有什么变化。家里没订报,我每天到县邮局阅报栏前,上午看《新华日报》,下午看《人民日报》,风雨无阻。记得那年8月苏联819事件,同事兼同学来信,说单位里有的人大喜而大悲,有的人大悲而大喜。年轻气盛的我觉得这些似乎都不能与父母交流。然而,老爸却了解我内心的波澜。1992年邓小平南巡,单位传达,父亲以基层会计的身份,竟然把小平讲话的主要精神,原汁原味地记录下来,回家念给我听。因为老爸知道这对困顿中的儿子精神上很重要。

1992年我回到北京后不久,一天早晨,父亲如厕时忽然口吐鲜血昏厥过去,当天做了胃切除手术。听大姐说昏迷前的一句话是:华新“作”得了。扬州方言的“作”是浪费、可惜的意思。早年我是以省文科状元的身份考入名校,研究生毕业后分配到一个令人羡慕的单位;此时我年过三十,工作面临变动,事业生活两蹉跎。可见老爸内心从未言说的痛惜和不甘。

老爸这辈子吃的苦,受的委屈,做出的妥协,都自己咽了下去,从不表达。我也是在年岁渐长后才能体会到老爸的不易。我念初中时,听要好同学的父亲说,我爸曾与他父亲长谈,说起在单位处事的艰难,流下了眼泪。那时候我爸是“人民公社”供销社总账会计,对于单位的不当开销负有查账之责,需要经常在内部会议上质证多吃多占和贪腐,因而得罪了一些人。

我所知道的老爸另一次流泪是“文革”后被允许入党。我家几十年间因为爷爷解放前做生意小有积蓄,在土改中被划为富农身份,尽管爸爸财会业务出色,仍然难有出头之日。有一天爸爸回来告诉全家,县委组织部通知谈话,正式成为中共党员,爸爸内心是激动的。我工作后有一次听县委组织部干部说,你父亲入党是我谈的话,他泪流满面。

好容易日子好过了,大姐又患上重病。1997年大姐告别人世的那一刻,端坐家中的爸爸,忽然无缘由地眼镜落到地上摔碎了。大姐治丧的那天,父母都去了殡仪馆。妈妈大声悲泣,爸爸从头至尾没说什么,回到家里满嘴唇都起了泡。

老爸一肩扛下所有的生活和工作压力,从没见他醉过酒。记得他抽烟,但抽得不厉害,自娱自乐而已。我爸的性格,用江都老乡星云和尚的一个词儿,叫“随顺”人意。读到星云和尚的一篇文章《我就这样忍了一生》,谈起有人误传他喜欢吃素乌鱼子,经常有人买来送他,他虽然嫌其“味道太重”,但不愿拂人好意,“只有一直忍了下去”。常在深更半夜被西半球、南半球打来的电话吵醒,拿起话筒一听,往往都是些不痛不痒的小事,只因对方忘了时差,但他仍然“出语和缓,不使对方难堪”。星云和尚的信念是:“我宁愿一直忍下去,也不愿随便说出我的好恶。”爸爸就是这样包容一切,多少艰难困苦自己默默消化。

还有一件事,想来也纠结。老爸到江都后,当上县商业局财会股股长,经过基层供销社的摸爬滚打,终于在本县商业系统证明自己是最出色的会计师。但因为工作中的一件职务行为,负责职称评定的财政局坚持不给爸爸评会计师,成为他几十年职业生涯的憾事一桩。退休前,老爸在地方财会杂志上发表了一些研究文章,尝试对自己几十年炉火纯青的业务技能做一些理论的总结,每次回乡时老爸都捧出来给我看。我因为工作关系,在评职称和发文章两件事上,本来都可以帮上忙的。当时怎么没想到呢?虽然这么想,是不是有点不妥?

在漫长的岁月里,老爸有什么自己的消遣呢?记得爸爸夏天晚饭后,有时会带着我,在供销社大院里摇着芭蕉扇,跟同事纳凉聊天。仅此而已。哪个同事在单位犯了什么错误,逢年过节爸爸总是让我送去小礼物。爸爸说,越是在朋友倒霉的时候,越要帮忙,交朋友就得雪中送炭。我在复旦读大学时,有一年暑假,同学沿京沪线骑自行车北上,路过我家。记得父母跟邻居借了 10 元钱,热情款待远道而来的同学。爸爸还从供销社买来几元一斤的高价绿豆,让同学带到路上煮了喝。

父母这辈子,经历了几十年计划经济的节衣缩食,阶级斗争为纲的风声鹤唳,全民皆商的颠狂,皆能清心守拙,乐天知命,在十分局促的环境中精心呵护家庭平安,督促子女上进,一辈子平平安安,清清白白,坦坦荡荡。以发自内心的真诚和正直,给孩子走向世界的一份底气和定力,一份清明澄彻的心境。老爸去世后,我在朋友圈写过一篇短文《no more》,朋友“秦岭樵夫”留言:“逝去父爱的痛,是世间最隐忍的痛。”同事蒋涵箴阿姨说:爸妈走了才觉得很多搞不明白的事怎么为什么不去问清楚,随着他们越走越远,想要问清的事越来越多。”

就是这位蒋阿姨,我的单位部门副主任,1993年在我工作前途未卜的时候,听说我爸来北京出差,特意吩咐来单位时务必让她见见。蒋阿姨赶到我宿舍,告诉我爸:小祝是个优秀的年轻人,我们大家都很喜欢他,在单位工作会有很好的前途,请放心!虽然当时蒋阿姨自己也面临很大的压力,此后不久即被调离原部门,仍然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给我爸送来精神抚慰,至今忆起依然感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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