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张笑滔

来不及的告别

那两天可能是北京最冷的时节，亦是白昼最短黑夜最长的时候。12月18日晚11:30，我前往中日友好医院，群里有消息说江平老师手术后的状态不是很好。

去之前我仍以为这次不会有什么大碍，去年新冠疫情时，江老几乎白肺，可谓九死一生。不过，江老屡次从鬼门关闯关成功，这次应该不会有什么意外吧？

到了医院才得知情况比预料的严重得多。因为胰腺胆结石手术，江老已经十多天没有吃东西。加上当天上午核磁共振时间长达20分钟，老师在里面便休克了，没有了心跳。虽经抢救进了ICU，但已失去自主呼吸的能力，只能以来升压药和呼吸机维持。

晚上约2点的时候，大夫向费安玲、赵旭东老师以及我们提到，江老现在的情况比上午抢救时好一点。言语中表达的意思是客观上各项生理指标显示仅有一丝生存概率，所以晚上在医院守着意义不大，可以先回去休息，预计几个小时不会有实质变化。这种情况下，刘锐师兄和几个家属留下，其他人都回家了。 

回家之后，我向没来的同门报告了医院的情况，包括王涌、刘智慧、申卫星、李永军、龙卫球、聂卫峰、韩良、孙兆辉、邓江源、文海兴、商文江、周小明、林庆苗等，尽可能大家不留遗憾吧。

19日早上一直心绪不宁，大约12点赶到医院，和头一天晚上不同，白天人多，保安也已经不让上去了，只得和王伟伟师兄在一楼等待。12：47左右，江老的儿子下来告诉大家，老师在12:30左右安详地离开了我们。此时，内心已完全绷不住，想大吼一声，却忍不住泪流满面。

江奖初识

我与江老的交集，本科时并不多，新世纪之初，只有每年的新生入学第一课以及比较大的活动才能听到老校长讲话。唯一的当面交流是大四毕业前夕，我获得了江平奖学金。在那个颁奖的晚上，江老师与获奖者一一握手，那是我本科时代最开心的瞬间。 

那时候昌平校区没什么娱乐活动，追星也基本上是学术明星，大家津津乐道京城四卫、海子的诗、佟柔哪个弟子更厉害……让人印象深刻的还是江奖的评奖过程，悬念丛生，一点不比选秀节目逊色。 

那时候几个评委老师也是学术明星，如早些时候的方流芳、赵旭东、李显东老师，后面的王涌、龙卫球、刘智慧老师，都自带很多流量。我大三也报考过一次，记得在一食堂张榜公布初试成绩时，我着急地问同伴：“我的名字在哪里啊，怎么没看见我呢？”引得旁边的人用很奇怪的眼神看我：难道江奖还有内定的吗？后经朋友提醒，才意识到当时有多么无知和尴尬。 

不管如何，无知无畏的我从江奖开始与江老结缘。 

中欧入门 

进一步走近江平老师，则要到中欧法学院了。 

因时间原因错过招生窗口，学校在校研究生中通过考试遴选了老中青三代（研一、研二、研三， 我当时已快研二）不同专业的学生四五十人，组成了中欧法学院黄埔一期。当年国务院副总理李克强和欧盟委员会主席巴罗佐以及教育部、司法部、外交部的领导都出席了我们那一届的开学典礼。 

作为中欧第一届硕士毕业时，我工作都已经找好了，但得知江老可在中欧招博士就赶紧报了名，虽然觉得概率不大，但仍抱着试一试的想法。

虽然本科在民商院学习，还获得了江奖，但其间我代理了一个环保行政诉讼案件，原告败诉后还因寻衅滋事入狱，于是我立志于研究生阶段学习行政法。在研究生三年中，第一年跟吴平老师在法学院学习行政法，当时还去北大全程旁听了湛中乐及王锡锌老师的课，方知行政诉讼的不容易。后两年转入中欧后，以欧盟法为主的全英文授课，飞行教授口音各异，隔两三周就考试，压力颇大，那时还得每日从研究生院往返昌平。所以说硕士阶段的民商法系统研究基础一般，也就靠着本科那点的底子。 

那时，我与江老没有什么私交，考试之前也没有托人打个照面——江老对我来说，可谓高山仰止，太过遥远，尤其是面试时得知，我们那年参加考试的有一个民商法专业且有工作经验的本校硕士，专业方面应该在我之上。因此感觉上没啥底气。

但上面两个弱点，没想到在江老看来竟然成了优势。

江老的法治理念与行政法限权思想并无不同：公权力是法无授权不得为，而私权利是法无禁止皆可为，私法与公法是一体两面，如果能够发挥优势，将公法私法结合，分析问题比单纯从私法角度也许更加全面。江老的观点确实对我后来研究金融监管有很大前瞻性，尤其是对信托法研究，少学一点大陆法系的教义理论，也未必是件坏事。 

关于提前打招呼，记得江老和我们说，他招录博士与门第、学校、家庭毫无关系。如果去打招呼，以我们对江老的了解，大概回复两句话，第一，有教无类，欢迎来考；第二，公平竞争，择优录取。

博士学习 

自从跨入江门之后，我算是第20届。据江老估计，应该差不多是第100名弟子。

那时候我们中欧五个博士有导师集体指导课，包括李曙光、方流芳、郑永流等老师轮流给我们上课，我曾笑言，自己是吃百家饭长大的，什么学科都接触一点。江门博士也每月定期到老师家里上课，上课的形式比较宽松，每次江老都笑呵呵的，鼓励我们多发言，多去参与一些青年研讨沙龙，锻炼自己的写作和表达能力。这让我们紧张的心情松弛不少，但每次上课之前仍会焦虑一两天，担心老师批评自己的思考不够全面，平日用功不够。 

坦率来说，先生对我们入门较晚的学生相对较为“放羊”，每个人都需要根据自身的兴趣爱好、比较优势找到合适的研究切入点。

到博士第二年时，我获得欧盟奖学金，第二次去马普国际私法与比较法研究所访问。没想到了国外，仍然受到江老的恩泽。 

在论文准备过程中，我在汉堡遇到了前马普中国法研究中心主任明策尔教授、还有中欧的首任欧方院长、欧盟法院前大法官Colneric教授。在与他们的沟通中，我深深感受到他们对江老师的敬佩之情。明策尔老师听说我是江老的博士，像个老顽童狡黠地开玩笑说，江老师像神父一样摸过我的头。而Colneric教授不仅尽地主之宜，邀请汉堡国立音乐学院高材生去Hafen City的家里为我们演奏《唐璜》，还提及要翻译江老师的《沉浮与枯荣》口述自传。甚至我在租房时，遇到一个90年代从天津移民过去的华裔家庭，一听我是江老学生，表示租金也可以减免。

回国以后，我开心地说给江老听，他也哈哈大笑。 

先生印象 

博士毕业以后，江老亲笔书写推荐信，让我得以获得在中信信托工作的机会，能够让我在信托领域学有所用，并通过实践反思理论发展理论，逐渐在这个细分行业和法律领域初具一点模样。在我工作中遇到一些波折时，他比我还着急，主动帮我做一些沟通工作。江老于我，是有大恩的，而我并没有什么拿得出手的成绩回报他。 

我工作以后惟一值得骄傲的是帮助江老在中信设立了慈善信托，以后希望在这个基础上，继续扩大资金来源，持续支持江平奖学金的发放，将江老师的法治精神传递下去，不断影响更多年轻学子，投身于民商法教育研究和法治事业。

总结这些年与先生的学术交往和生活交集，我不敢托大超出我自己专业评价老师的学术思想，例如在罗马法领域，费安玲老师总结江老的贡献已让我自惭形秽，此前所接触到的江老学术思想可能仅是其大海之一瓢而已。

我生性愚钝，大人物见得也不多。在我心中，江老的经历、人格和特定时期的贡献，和一些历史人物有一些相似。历史上有江老那般起伏人生的，唐朝刘柳杜子美，宋代苏子王安石，或困于经济困顿，或穿梭于政治峰谷，但至少身体健全，来去自由。回顾江老的一生，印证了那句史家不幸诗家幸，江老诗词最旺盛的时候，恰恰是人生最悲苦的一段时光。

在学生眼里，江老的独特贡献和影响力至少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是具有划时代的法治理念。 

改革开放之后转型过渡期的很长一段时间内，江平老师倡导罗马法的复兴，主张民法是私法，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江老应该是首创且力度最大。在民法与经济法的论争中，在民法商法的关系上，在民法内部的各个细分争论中，上中下策、左中右派，江老师的观点总是有其穿透性。用现在的流行学术词语难以概括他的思想，究竟属于教义学还是社科法学，是大陆法还是英美法系，是进步主义还是保守主义？不管民法典的宏观立法理念，还是具体某一编的技术性取舍，江老的观点都让人觉得大象无形，但又那么恰如其分。贯彻其中永远不变的是对人本主义的关怀、对弱势权利的同情、对规则秩序的珍视、对公权力的节制、对意思自由的古典追求。这与在哪里留学没关系，用什么语言研究也没关系，江老师的法治思想不仅来源于逻辑更来源于经验，不仅有历史殷鉴更有现实关照。 

第二是具有突破法学圈的影响力。

这个时代，知识分子的影响力已被各种因素消磨。但江老不仅是一位大学法学老师，他通晓大陆法继承自罗马法的自由平等精神，也精通经由判例沉淀为英美法的衡平法经验，具有国际化视野的大学管理理念，深度参与过国家前沿立法，懂得国家立法和行政机构的运行规则，因此，他的发声往往能比一般理论学者获得更高分贝。在学科划分日益细分的今天，难以想象一个民商法学教授能够融通民法、商法（公司、合伙）、英美法（信托）、外国法治史（罗马法）、比较法、行政诉讼法、仲裁法、律师职业伦理、法学教育等领域，不仅如此，江老对社会政策的参与已让其远远超越法学教授的一亩三分地。

在读博一年级时，江老师受沈国明老师之邀为上海社科联做一个演讲，老师打电话让我跟随陪同，估计是想带我见见世面，那天我们搭乘的是京沪高铁和谐号首班列车。江老师以80高龄在台上侃侃而谈，下面的听众不少是上海的知名学者，如复旦、交大、师大、华政的经济学、政治学、历史学等学科的白发苍苍的老教授。演讲的内容我已记不清了，但那个场面让我想起电影《美丽心灵》中，诸多教授向数学家约翰纳什献上钢笔以示敬意的场景，久久无法忘怀。 

老师的影响力不是与生俱来，也不仅取决于他炉火纯青的演讲技艺，最关键的是，他的呐喊从来不是圆目怒瞪、剑走偏锋，而是娓娓道来、允执厥中，不仅及时有力，还能掌握分寸。他的影响力，也并不简单靠身份地位获得，而是与理念本身相辅相成，只有提出不局限于自身视野的中肯理念，对症转型社会根本需求，才能获得更高的接受度和超出专业范围外影响力。 

更为难能可贵的是，江老并非一般学院派学者，江老家门从来是敞开的，进门不必脱鞋，也没有那么多束缚。他的客人中谈笑既有鸿儒，往来也有白丁。弟子中达官贵人出身的不能说没有，但几乎很少。江老经常为弱势群体发声，所以很多人心里感激他，守灵那几天遇到好几个江老曾经帮助过的没钱没势的普通百姓，恐怕这就是为什么一个法学教授离世，在八宝山居然有好几千人冒着零下十几度的严寒去送别的原因吧。

第三是其言行一致。 

江老波澜壮阔的一生无法复制，哪怕是最有想象力的编剧，也难以让主人公承载这么深层的生活苦难，又加载那么多的荣誉。在最好的中学学习、以最佳的身体素质初出茅庐，以最高竞争难度选派出国，以最优秀的成绩归来，却以最短时间里离婚、以最羞辱的方式扣上帽子，中间夹杂着身体伤残和长时间无所事事的憋闷，好不容易复出又立即跌到谷底……世上能做到言行一致、善始善终者不多，历经这些磨难，还能不忘知识分子的公共责任的，就更为稀有。更多的人，恐怕和诗佛王维一样，躲进自己的辋川别业，涂涂抹抹去了。

我们芸芸众生，大部分都是为了家庭生计而忙碌奔波，但总有一些人像恒星一样闪耀星空。天不生仲尼，万古如长夜。若没有江平先生，法治天下的星空，定会黯淡无光。 

谨此，怀念我的恩师江平先生。 

作者为江平教授2010级博士，毕业后在信托公司和证券公司从事法律工作，人民银行信托法修改工作组成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