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朱桦

    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有很多热心参政议政的优秀分子，不少人是人文法律背景，九三学社中央委员、远光软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陈利浩走的是技术路线。

    陈利浩梳理多年来在九三学社和政协系统参政议政的经历，一路走来的心得集为一册《微言集》，由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陈利浩是信息专业工程师出身，主持开发过电力系统财务和管理软件，90年代初珠海第三届科技重奖特等奖的首席获奖人，曾被推为中国软件和信息服务业十大领军人物。他专业以外的兴趣是如何用大数据和人工智能助推社会治理，相关的建言献策成为本书的亮点。

    他注意到：每个人的工作、生活、社交、教育、运动等各方面的行为，都在越来越频繁、普遍、精确地数据化。社会管理者的管理、控制行为基于数据，也被数据所记录；电子政务系统记录着政府的每个流程、每项决策、每个文件及其所有的原始记录。因此，将来会出现人工智能法官助理、人工智能决策助理等令人耳目一新的角色。他的结论是：作为社会管理者，谁都必须遵循大数据所揭示的民意、趋势，否则自然会被以大数据为代表的公平正义所抛弃。这显然是一幅技术理想主义的愿景。

    党的十八大后，中央提出建立“不能腐、不想腐、不敢腐”的反腐机制。沿着这一思路，2013年陈利浩建议证券监管部门用信息系统监控资本市场的方式，建立“公职人员财产名单管理”制度。他大胆设想，把监控名单导入银行、证券、房地产、公司注册、车辆及船舶等财产登记机关等信息系统，由信息系统向监管部门定期报送持有财产清单。对于异常的动作、状态（如单笔支用超过一定限额、银行余额超过一定限额、房产套数超过一定数量等），系统自动报警。报送清单可参考高考“密封阅卷”的办法，隐去姓名，只用代号，姓名和代号的对应关系只由核心管理部门掌握。这个建议受到中纪委领导的肯定。

    陈利浩还是国内最早呼吁低碳发展的专家。早在2008年，他向珠海市和广东省建议应对气候变化、发展低碳经济，促成了横琴低碳试验区的设立。同年他向九三学社中央提交有关低碳发展的战略和政策的8点建议。在此基础上，九三学社韩启德主席连续数年围绕这一主题率队开展调研，向党和国家提出系列建议。2011年九三中央关于低碳发展的提案被选为全国政协“一号提案”。

    类似的技术改良社会的畅想，还有区块链。马克思恩格斯预言共产主义是“自由人的联合体”，陈利浩从区块链发现了这种“自由人的联合体”信息实现形式。对技术的局限性，他也心存敬畏。在讨论《个人信息保护法（草案）》时，他一边欢呼数据的“社会化”，一边坚定地支持数据“去身份化”，经过处理无法识别特定自然人，平衡好信息开发利用与保护个人信息安全的关系。

了解陈利浩的人，认定他身上有九三学社的文化基因。这个组织前身是抗日战争后期一批进步学者在重庆组织的“民主科学座谈会”，后为纪念1945年9 月3日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伟大胜利，于1946年5月4日改建为“九三学社”。知识立身，科学报国，专业议政，做足功课，理性言说，是九三人的风格特色。全国政协副主席、九三学社中央常务副主席邵鸿在本书序言中，评价陈利浩是“一位非常优秀的政协委员和九三学社社员”。2013年人民政协报开展“如何当好政协委员”讨论，开篇就是陈利浩文章《我是这样当政协委员的》。

    陈利浩认为，参政议政是政协委员和民主党派的重要职责，如何才能产生有“含金量”的建言？他主张选择问题有前瞻性，这就需要建言者对经济、社会、技术等发展趋势始终充满激情和敏感，注重从历史高度和国际视野观察和思考问题，尽量不受思维定势的束缚，不断更新知识，善于“比较”、敢于“跨界”，发挥民主党派、政协委员“联系广泛、位置超脱”的优势。

    他特别强调，解决问题有“可操作性”，是建议和“设想”“空想”的主要区别。一个建议要可操作，需要符合基本国情，适应当前发展阶段；同时要在执政党的总体部署之内，有充分的现实依据，有具体的可执行、可落实的措施。因此，深入领会中共中央的总体战略，不但是提高自身政治素质的必然要求，也是保证参政议政质量之必需。在具体操作层面，则应深入调查研究、详尽占有资料、有理有据分析、换位思考谋划，力求使提出的建议具有可行性、可实施性、社会成本较小而收益较大、可比较和可检验。建言的含金量，检验的是建言者的智慧、勇气和担当。（陈利浩《建言要有“含金量”》，2014年6月23日人民日报）

    在一些社会热点问题上，陈利浩观察敏锐，剖析深入，但立论持中守正。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两会提出政商关系“亲”和“清”，次日陈利浩在人民日报撰写学习体会，提出：“亲”，源自基本制度。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是我国的基本经济制度。非公经济已发展成为经济基础的半壁江山。执政党理应和非公经济的企业家密切协商，政府也必定要倾心听取非公经济企业家的建议诉求。“清”，基于“立党为公”。党和政府与民营企业的关系，是作为经济管理者和公共服务提供者的政府与经济主体和服务对象的关系，不是个人之间的利益关系。

    但他也坦率进言，在政商交往中，大多数情况下主动权都掌握在“政”的一边。政要疏，商欲“亲”而不得；政不清，商也只能“配合”。（陈利浩《构建政商关系新生态》，2016年3月8日人民日报）陈利浩举例说：近年来，在某些地方、某些领域，和企业家特别是和民营企业家的接触、联系成了“瓜田李下”甚至是“雷区”“禁区”。企业的困难无从倾诉、问题无法解决，企业家的归属感、安全感有所下降，甚至连“政商关系”本身都成了贬义词。

    因此，陈利浩举双手赞同“亲”与“清”应该成为政商双方的约定和预期。任何党政干部，最忌在交往中动贪心私心，触动“权钱交易”这根高压线；民营企业家，最忌在交往中信奉“钱能通神”而不走正道，应该遵纪守法办企业、光明正大搞经营。

    政府常说民营企业需要“定心丸”，陈利浩补充说，国有企业需要“活力丹”。通过混合所有制改革，法人治理结构，给“国有企业家”正向激励。他多次建议，淡化所有制分野，力戒所有制歧视。上市公司，已经出现了再怎么追根溯源也无法确定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的情形，已经不能从股东判断企业的所有制性质了。他反映，有银行反映，审计检查时，要求银行把贷款客户中民营企业的清单打印出来，然后对每一项民企贷款都要解释贷款理由；有国企反映，巡视检查时，要求企业把供应商中民营企业的清单打印出来，然后逐条解释选择这家民企的理由。陈利浩主张竞争中性、所有制中性理念。他的企业总部在广东，这里有亲商友商的良好环境。李希书记讲，到企业调研，从来不会在意这个企业到底是国有还是民营，“我们只看这个企业对经济社会所做的贡献”。

    这位理科男不是个古板的程序员，洋溢着一种与年龄不相称的激情。平时喜欢摄影，《读库》每期必买，内心有浓厚的人文情怀。2011年温州动车事故中，武警支队长邵曳戎坚持“救人第一”，才挽救了最后一个幸存者“小伊伊”的生命。微博“大V”陈利浩发了一条博文，向“坚持以人民的生命和利益为最高命令”的邵支队长致敬，并承诺该微博被转发一条、我捐一元钱帮助小伊伊。微博在24小时内被转发超过90万条。陈利浩后来捐出200万元，为小伊伊设立了一笔基金。他帮助“凄美北京爱情故事”的主角廖丹偿还私刻公章为妻子骗取医院透析的欠款，并呼吁尽快建立完善大病医疗救助制度。2011年当天津出现救人者被判赔偿的“许云鹤案”时，陈利浩呼吁建立“兜底机制”，由基金支付同类事件的救治费用，并承诺个人出资为许案“兜底”。

    民主党派人士、知识分子、企业家，哪个身份更接近陈利浩的本色？他回答一家媒体采访提纲时表示，公司做得不错固然让我自得，但在党派做的事对我而言更有意义。我个人更享受的是作为一个知识分子发表意见后得到的响应和尊重。“陈老师”得到的尊敬和满足非“企业家”可以企及。他的信念是做一个“有能力为社会付出的人”，财富只是手段，有了一定的财务自由，你才可以去做自己想做的事。

    回归工程师的身份，陈利浩对国家的走向“持审慎乐观的态度”，因为经济发展的成果，公民的独立和合作意识的觉醒，社会主体的多元化，与国际社会的融合，信息技术的进步，等等，都决定了前进的趋势不可逆转。他相信，精神复兴的希望在民间，特别是微博等信息传播手段等迅猛发展，使得思想的表达、传播、聚集等效果空前，“人民思想的结晶一定能使民族精神屹立于世界主流价值之林”。